作者：杨眉

许知远大半的时间仍然是那个具有公知声望的写作者，还有小半时间是创业者。他所参与创办的文化品牌“单向街”，得到了一千万美元的投资，经营着三家实体书店和“微在”、“单读”两个内容类应用，制作视频、音频节目，也出版纸质的《单向街》杂志书，接下来还计划开发更多文创、家居产品。

对中国的创业圈，他看来是不喜欢的。他说那是“放大的、互联网化的温州”，而我为之工作的36氪又成天报道这些了无新意的买卖，让他觉得“视野狭隘”。但他毕竟坐在了他所瞧不上的媒体对面，受这一遭访问了。我想象着他对于公司的其他事务，也以这样一种无感情的耐心去做。好像一个好食肉的人，为了健康缘故，吃下芹菜和葡萄柚；又好像他这样的偏爱历史人文，大学里倒坚持读掉了后来再没用场的微电子专业。

他不太关心国内媒体，尤其娱乐媒体，他所置身的圈子或许也对他保持了“纯洁性”。我在半途中提到“跑男”，他问我什么是“跑男”是什么东西。我说，就是《奔跑吧，兄弟》。他还是不懂。我觉得他既穿行在这个社会里，寻访各色人等，却又从没踏进过主流文化的酒池肉林——他像是精神上的禁荤禁酒主义者。我假想着一个居处在无菌室里的人，有天开门出来，见到尘土浮嚣的扫码一条街，见到热烘烘的路演会，一定觉得臭不可闻，掩鼻而走。

——我似乎是要把许知远假说成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圣贤了。他一定不能同意，他一直远远地看着商业的变化。也许博学多识会让人太轻易做出论断。好比他说：“像美团那些公司有什么意义呢。你卖一个盒饭五块钱，我卖一个盒饭三块钱，还送到别人家，这样就算创业吗？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我把这一段说给同事黑太一，他说他想到了许小年——这位大经济学家有段名言：“什么叫O2O？就是两边都是零，中间一个二货，这就是O2O。需求这端不着边，供给也不着边，中间幻想一个百亿市值的公司，这就是O2O。”

我们成天在 O2O 的行业里做采访，眼看着大批创业公司从最下游的供需配对着手，一环推着一环，重塑起千百条供应链的经济效率，听了这样的话总不服气，觉得两位许先生低估了这事情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我一直惊奇，从前志在富国强民的儒仕，怎么会按“士农工商”的次序把商业定位社会的最下等行业，又怎么会把创造发明斥为奇技淫巧。现在放着许知远这样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拥抱新媒体，也欣赏史蒂夫·乔布斯和伊隆·马斯克——那些在历史里渺不能辨的古人，也跟着变得可以理解了。
伍

和创业者聊天，都是喝咖啡不喝酒的。咖啡是白天的饮料，谈判的，头脑紧张而机巧。酒是夜晚的饮料，应当更宜于畅聊，更触及情绪。正因为有这样象征的饮料摆在案头，才尤其显得许知远和我没太能聊得来——虽然他的招待是很客气的，而我也尊敬他。回去以后稿子拖了几天都没出，我只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低等的采访者，去写一个高等的被采访者，是写不了的。黑太一笑我说，是不是像凡人写上帝那样写不了。我说当然没夸张到那个地步。可有个地方也许是相通的：明知道耶稣在挽救众生，怎么忍心说他的坏话。

论起“单向街”的业务线，实在没有一条像是会有商业上的大成功。实体书店对着片没人看书的市场；人文题材的“单读”也曲高和寡，；有意强调娱乐性的 “微在” 又似乎扭捏，调性说高不高，说低也未肯太低。然而许知远坚信，人们不会永远沉湎在淘宝上买便宜货，不会永远只偏顾动物性的需求而忘记了精神性的需求，不会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局限于穿什么牌子的衣服、用什么牌子的手机。他寄望于“单向街”的存在，能影响着人们快一点去转变。

大概对许知远来说，最好的商业逻辑和人文理想是不能分开的。它们像一片红、一片绿的立体眼镜，他无法两只眼睛只看见单个颜色。如果他不能在商务里找到益于人文的部分，创业和成功就会失掉立体感，变成扁平、乏味的事。他认为 Uber 和淘宝是显著有益于社会的创业公司，他们建起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体系，尤其对于遭到“文革”破坏的中国来说，是商业补救了社会。他也批评中国的创业者缺乏人文教育，出不了一个乔布斯。

因为持不和谐政见，许知远今年被广电总局点了名，禁止出版书作。这事情稍许影响了单向街的合作资源和扩张速度，但他手头上仍在写着一部梁启超的传记——那个清末的持不和谐政见者，率先跨入新媒体的文化人，也是办设书局和报馆的创业家。他也非常崇拜张元济——和梁启超同时代的大出版家，其所投资、主持的商务印书馆能以一家之力占到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的五分之二。

许知远似乎向往成为这个时代的梁和张。在《金融时报》的专栏里，他写道：“梁启超不仅是个思想者、写作者，同样是个新媒体专家，知道用怎样的表达最能吸引读者的注意。我猜想，倘若一个少年生活在1905年的上海，在书店里看到这样精美的印刷与刺激眼球的标题，一定会心惊不已吧，这个少年或许就叫胡适之。倘若还有更多无名者，生活在长沙、芜湖或福州……这些日后或著名或无名的读者最终汇聚成改变中国的澎湃力量……”

但时代并不利于许知远。清末民初的中国，印刷出版业急速发展，一家出版机构可以在二十年里产值增加200倍。而眼下的中国，内容平台的热度在消减，纸质书更加不必说。阅读习惯仿佛象牙，要人特别站出来呼吁保护。不出意料，他的人文书店“经营得不好”，但公司还是准备连锁下去，在北京之外的丽江、上海、杭州开设分店，或是像麦当劳甜品站那样小小的门脸。他们像是在和一百年前的梁启超遥相呼应——“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其国愈强。”我本以为这样的想法近于那些为了宣扬某种主义的热忱分子，宁肯自己掏钱去印传单。但许知远认定这个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他让我想到一些艺术专业的学生，总认定一个新文艺复兴时代正在到来，他们的前途上会有美第奇式的保护人，使他们不至于受穷遇困——他们相信这是基于社会趋势所作出的理智的判断。

人们的精神需求是会进步的。但这件事情的发生要多久？要是一个人在少年时没有养成人文阅读的习惯，到他工作、成家、生子的生活阶段大概也无可能再想起来读书。或者要到他的儿辈才可以进步，或者连儿辈也没有薰陶，直到孙辈才行。黑太一跟我说，他们知识分子，好像总是不大尊重商业逻辑。他去采访“大象公会”，问起用户转化率，对方说不知道，不在意。我将之理解为一种精卫鸟似的、选择性盲视。
陆

狐狸说她见人，一天要连喝五杯咖啡。我害怕她一身脏腑没有奥多姆那样扛得住药剂过量。

北京的秋末，太阳是光光的，风是凉的，站在太阳和风里张看中关村那些咖啡店黝黯的玻璃，仿佛看烧炉烤箱。偶然哪家的门推开，扑出热烘烘的话筒声，扇得门前几幅易拉宝摇摇颤颤。不知道是讲座还是路演。五十人，一百人？一小时，两小时？合计起来是就有两百个钟头。时间仿佛串在铁棍上的肥鸭，油光冉冉，永动机一样地转下去。

年轻的创业者们身处在这稠密的时间里，几个月就无可挽回地变老了。有了一点恣睢，一点颠迷，也有了一点狡巧。

许知远四十不惑，反倒有点像是一直在青春期里。同事买了他的书作《抗争者》，我带去烦他签名，他落笔写的是：“保持反抗。”

《抗争者》记录了一些社会改革者，如同纤夫，用力拉动着社会向一个地方去，但走到某个地步，会恍然发觉地上是这样的大，四野茫茫，不知道再投往哪边。许知远把美团定为狭义的创业，因为他的广义创业实在是这样的广，这样的艰巨。而在我，似乎多少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对现实社会有些盲目、空怀着家国天下的理想主义者。

我问过许知远，怎么看待那批年轻的创业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