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梁山起义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百多名三流武术家因为不满宋朝的腐败而聚集起来发动叛乱。少林、丐帮、逍遥派、大理段氏、天师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将他们吹捧为“梁山好汉”，让世人把他们视为真正的武术名家，让他们去和政府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掩护自己的真正实力。最后，梁山的起义者向政府军投降并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团主宰的武林秩序却毫发无损。
另一个例子是清代的天地会。由于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旗号，获得了汉人的同情，天地会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动。天地会虽然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在清末之前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援助。十七世纪后期的一份会议记录表明：当天地会筹划刺杀一位手握大权的将军吴三桂时，武当、少林等名门正派都不愿意提供支持。甚至贩盐的三流帮会青帮也不服从他们的号令。天地会在得到光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被孤立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乾隆的元帅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开“全国武术流派掌门人代表会议”时，武术界主要门派的一百多名掌门人全部出席，向异族皇帝表示他们的顺服。
另一种应对方式是这样的：当造反者举起异端宗教的旗帜时，保守势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识形态的崇高旗号，要求消灭无视伦理纲常的“魔教”。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纯粹信仰的层面，而在于这种信仰可能带来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后果。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乱也属于这一范畴。无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条和仪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圣女等——加剧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厌恶，但是很难说这些内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种种要求更为古怪。这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嘲讽的那样，布尔乔亚一边从事着诱奸彼此妻子的勾当，一边义正词严地声讨共产主义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纪前期，中国武术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六大派和丐帮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耶律齐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门派新的领导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模糊，而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推翻蒙元统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自己武林地位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名门正派的武术精英集团仍然同以前一样生活优裕、名声显赫，不受影响。推翻外族暴政是名义上的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门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多是有限的“行侠仗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明教徒，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暴动。而由于蒙元帝国统治的残暴和严苛，投入明教的武术家也越来越多，使得明教的组织急剧膨胀。这是明教与江湖 主流势力矛盾激化的根源所在。
在此，整个江湖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分裂。
在迁移到光明顶之后不久，明教就和当地的主宰昆仑派发生了几次武装械斗。尽管明教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和次级的昆仑派势均力敌，昆仑方面并没有占到多少优势。而中原各大势力仍然认为明教微不足道，将此视为地方性的冲突而不屑参与。最后，精疲力竭的双方不得不妥协，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将昆仑山一分两半。几年后，明教教主石元去世，光明左使者衣琇继任教主（在位 1298‐1311）。衣琇在位期间，明教在西北地区修养生息，并同波斯总教之间恢复了联系。十四世纪初叶，随着明教实力的恢复，是否回到江南的明教故地去联系当地的残余势力的问题被提上议程。
此时的江南地区仍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当地坚持游击战的明教残部已经寥寥无几。大多数明教高层都主张放弃这一地区，更没有人愿意回去冒险。但一个年轻人殷天正（1280‐1358）主动请缨，要求由他一试，获得了衣琇的首肯。殷天正的选择是正确的，其时帝国的控制已经逐渐松弛，他回到江南后，很快整合了当地的明教势力。为了麻痹元廷，殷天正发明了“天鹰”的标志，以稍加变化的形式伪装其明教信仰的实质。在遮遮掩掩下，江南明教又开始了暗中的活动。但一个隐患是，由于昆仑山和江南地区的距离遥远，在此长驻的殷天正实际上成为了这一地区明教势力的实际主宰，这为二十多年后明教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衣琇在 1311年的病逝，让众望所归的阳顶天（1270‐1327）登上了教主之位。在十四世纪初期，阳顶天被普遍认为是仅次于张三丰的武术大师，虽然二者从未有过较量的机会。
与衣琇的平庸统治不同，阳顶天很快就野心勃勃地大规模扩充明教的组织。他创建了锐金、巨木、洪水、烈火、厚土五旗作为新的军事编制，并且策划发动了园明和尚起义、赵丑厮、郭菩萨谋反等几次大规模的暴动。
出于对殷天正的猜疑，他即位不久，就将后者召回光明顶。殷天正及时表示了对他的忠心，令阳顶天感到满意。他赐给殷天正以“白眉毛的老鹰王”的头衔，命其继续统摄江南明教势力。这是阳顶天亲封的第一个“护教法王”。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明教。谢逊、韦一笑等武术家先后来奔，并建立了许多功勋。阳顶天也分别封他们为“金毛的狮子王”、“绿翅膀的蝙蝠王”，与殷天正一起成为了着名的“三大法王”。
阳顶天尤其重视投入明教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如一切外来的殖民统治一样，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充满了种族歧视，将其地位视同妓女和乞丐。帝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而被任命，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在比例上只有明朝的 10%左右。而在科举考试时，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试和录取，而后者的题目要容易得多。即使通过了考试，汉族官员也难以获得升迁。这些举措导致越来越多的儒生对仕途绝望，投入了反抗者的行列。
杨逍（ 1301‐1367）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知识分子的家庭，因科举受歧视而投身明教。阳顶天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喜爱，亲自传授给他过人的武术，并很快擢升其为光明左使者，地位甚至在三大法王之上，因此甚至有杨逍是阳顶天私生子的讹传。杨逍不仅是阳顶天的主要智囊，更成为了明教最杰出的宗教学者，撰写了《明教流传中土记》等重要着作。与此同时，周颠、说不得、彭莹玉、冷谦、张中等人也先后投入明教，除周颠外，其他人都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背景。说不得是一个诙谐的僧侣，善于写禅诗；彭莹玉是宗教宣传家，缺乏理论成就，但善于演讲和煽动群众；冷谦是音乐家和画家，后来担任过明朝的宫廷乐师；张中（1294‐？）号称“铁冠道人”，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谋略家，后来的着名传奇人物刘伯温就是他的学生；在二十年代，这些人被封为 “五散人”，成为阳顶天的高级顾问。同时，为了平衡各个系统的势力，阳顶天将另一名本拟封为法王的武术家范遥提拔为光明右使者。范遥出自明教嫡系，武术高超，功勋显着且没有政治野心，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良好，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
1326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首先是一名汉人和波斯人的混血少女黛绮丝（Diana Keynes）从波斯总教来到光明顶。这是自 1291‐1292年的长征之后，波斯总教首次恢复和中国明教的正式联系。黛绮丝是一位波斯华侨的女儿，据说是遵从父命回归原籍。但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她真实的身份是波斯总教三圣女之一，也是总教派来监控中国明教活动的间谍。
在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的三十多年中，西亚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多年的生死斗争，波斯总教的新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口号，而与伊利汗国握手言和，作为交换条件之一，波斯总教被要求向中国明教施压，命其向蒙元统治者俯首称臣。由于长期中断联系，波斯总教并没有把握能让光明顶服从命令。因此借护送黛绮丝来华，总教也派出了三名特使，向中国明教方面阐述其意图。当夜，阳顶天与三名特使进行了秘密会谈，并轻蔑地拒绝了臣服元朝的命令。翌日，三名特使在失望中离去，但将黛绮丝留在光明顶执行下一步的秘密计划。
黛绮丝的美貌很快在光明顶的青年革命家中产生了轰动。阳顶天虽然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也对总教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他设法撮合黛绮丝和亲信范遥，试图通过婚姻的纽带让黛绮丝向自己靠拢。黛绮丝拒绝了范遥的追求，然而不久后，一名叫韩千叶的青年 ——他的父亲曾被阳顶天所击败——从南中国海的岛屿上来到光明顶，要求和阳顶天进行水下决斗。
由于阳顶天不会游泳，在波斯湾长大的黛绮丝冒充他的女儿和韩千叶在光明顶的深潭中进行了搏斗，并取得了胜利。为了表彰她的功劳，阳顶天册封她为“紫衣服的龙女王（ Dragon’sQueen in Purple Clothes）”，居于四大法王之首。黛绮丝是一名优秀的武术家，但不能和其他的法王相比，除了她的特殊功勋外，这个高贵的头衔也可能是为了向总教示好。
不久，在黛绮丝与明教的仇敌韩千叶之间发生了一段意外的罗曼史。这对明教的未婚男性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黛绮丝与韩千叶闪电般地结婚。这事实上形成了对波斯和中国明教的双重背叛。黛绮丝的选择令她进入权力中枢的希望完全破灭，在光明顶，她很快被孤立和边缘化，除了“龙女王”的虚衔外一无所有。波斯总教的计划落空了。
以上提及的这些明教骨干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合将深刻影响十四世纪中期的武林史，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述。目前需要指出的是，在 20年代中期的光明顶教廷，明教拥有比其他任何一个大门派都要多的一流武术家，唯有少林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抗衡。而对其他任何门派，明教都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譬如，武当虽然拥有公认为全国第一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但他的年轻学生们当时还都不堪一击。
明教实力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原来的武林权力平衡，使得它与正教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324年，阳顶天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少林派最强的三名高手，并将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1326年，杨逍轻松击败了峨嵋派最负盛名的武术家孤鸿子，后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终；大约在同一时期，杨逍也在一次狭路相逢的格斗中杀死了昆仑派掌门人白鹿子。每一战明教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也都把一大门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双方矛盾的本质就在于：明教要实现推翻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在江湖世界中大为扩张，而这一扩张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发生激烈冲突。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六大派及丐帮来说，维护自己在武林中的优势地位，比起推翻元政府的远大目标，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借用后来的表述，可以说六大派的心目中，“攘外必先安内”，正如一位丐帮中人所坦言的：“鞑子是要打的，却万万不能让魔教教主坐了龙廷！”明教的壮大已经引起了主导势力的极度不安，如果不是阳顶天的突然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主导集团围攻明教的战役可能就会提前三十年爆发了。

附录二：明教历代教主表
第二十九代杜可用（？-1283）
空位期（1283-1287）
第三十代 钟明亮（1287-1291）
第三十一代 石元（1291-1298）
第三十二代 衣琇（1298-1311）
第三十三代 阳顶天（1311-1327）
空位期（1327-1357）
第三十五代 张无忌（1357-1358）
第三十六代 杨逍（1358-1367）

Chapter VI ThirtyYears’SEDEVACANTE of Chinese Manichaeism
第六章 明教的三十年宗座空位期
1327年，阳顶天的离奇失踪为明教的十多年来的中兴划上了句号。这次突发事件源于一桩三十年后才被揭露的丑闻。阳顶天的第一任妻子在长征中牺牲，当他继任为教主后，就迎娶了一个出身武术家庭的年轻女孩作为新的妻子。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孩同她的同学成昆当时正在秘密的恋爱中。出于虚荣心，她接受了阳顶天的追求，但是在婚后，她又恢复了和成昆的秘密往来。他们的通奸地点是在光明顶的地下宫殿中，这里比终年积雪的山巅要暖和得多，并且有一个出口通往山下。阳顶天有时也到那里修炼高深的武术。1327年，当阳顶天在地宫中练习波斯瑜伽术时，发现了妻子和成昆正在外面寻欢作乐。愤怒与兴奋的双重刺激导致他的练习发生了严重错误，在几分钟内便因植物神经紊乱而死：同三十六年前的钟明亮一样。当背叛他的妻子发现这一点后，因为感到羞愧而自杀。成昆在痛苦和自责仓皇逃走。不久，过分的精神压力导致成昆变成了一个偏执狂：他在潜意识中将一切悲剧归咎于明教的存在，以摆脱自己的道德责任，从此便处心积虑地策划着摧毁明教的计谋。这为后来的明教带来了致命的威胁。
但即使没有成昆的存在，失去了阳顶天的明教处境也岌岌可危：很显然，他们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教主继承人。由此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宗座空位期（ sede vacante）。事实上，阳顶天之死导致明教中的结构性隐患突然爆发，使得此时的任何人都难以得到教主之位。
这一隐患在于，明教的急剧扩张并未伴随着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导致了指挥中枢的权力关系紊乱。明教的指挥系统本来是很简洁的：教主在理论上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在教主之下设有两个光明使者作为副手，以及若干低级的附属职位（如天地风雷四门），然后是五行旗等地方负责人及其副手。但随着武术高手们纷纷加盟，明教的组织日益扩大，如何安排他们的职位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阳顶天接纳这些来奔者的方式往往是加封法王、散人等头衔。所谓“护教法王”并非“光明使者”这样的固定职位，而仅仅是一个品阶，并非常设，人数也不确定。诸如“白眉毛的老鹰王”这样的称谓仅仅是个人性的称号，没有可继承性，与波斯总部的“十二宝树王”完全不同。在阳顶天统治初期，只有殷天正一个法王，后来随着谢逊、韦一笑、黛绮丝等武术家的加入，才不断有新的法王被册封。既然并非固定的职位，那么法王们的权限，实际上相当模糊。既可以是殷天正这样独当一面，总揽大权的要人，也可以是黛绮丝这样毫无实权的虚衔。在职权上，他们无疑不能和光明使者相比，但在地位方面，却又隐然与之相等。至于“五散人”的功能和地位，就更加含糊不清了，他们既可以只是教主的私人秘书，也可以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教中枢在阳顶天统治时期的急剧扩张，结果就是权责划分的紊乱和内部矛盾的增加。当然，只要阳顶天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事实不改变，这一点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如果阳顶天的统治期能够再延长十年，这一系列问题也许都可以完满解决。但当阳顶天失踪后，这一隐患就成为突出的现实困境。各大势力并存，彼此互不相让，在一切问题都上争权夺利，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明教由此走向了漫长的瘫痪和分裂。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几十年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空缺时期7。
7译者按：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后，德意志和意大利陷入了混乱。荷兰伯爵威廉二世，西班牙卡斯蒂亚国王阿方索三世，英国康沃尔伯爵理查德都曾被一部分诸侯推举为国王，但整个德意志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
明教瘫痪的第一个信号是黛绮丝的叛教。阳顶天的神秘失踪首先给这位波斯妇女带来了灾难。